●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和江苏的苏锡常平原，河网密布、雨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水乡”。然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之一，这一地区的工业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江南水乡“花容”失色，陷入“水质性缺水”的困境———江南水乡不缺水，缺的只是好水

　　●值得欣慰的是，苏浙两省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遏制污染继续加重的惟一途径。控制污水排放总量，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也是目的

　　为了控制污染、保护环境，使江南水乡重现“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美景，苏浙两省在全国率先试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确定了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但是，当环境容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时，相关政策不配套带来的诸多矛盾和风险也显现出来。

　　用市场化手段纠正“市场失灵”

　　来自浙江省环保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这个省近年来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水达16亿吨左右。按照目前的污染物排放水平计算，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在GDP年均增长9％的情况下，到2010年浙江省废水的排放量将是目前的2倍，生态环境将难以承受。

　　长江水利委员会发布的2003年度《长江流域水资源公报》表明，长江流域湖泊水质不容乐观，抽查的11个湖泊中，仅有2个整体水质较好。其中，太湖16．5％的面积为三类水，75．3％的湖面为四类水，8．2％的湖面为五类水。水质污染如此之严重，有人计算得出，太湖流域每年人均分摊的污水达100多吨。

　　浙江大学教授沈满洪认为，苏浙地区的工业化过程高度浓缩，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总共才经历10年时间。而发达国家经历这一过程，少则如日本为50年，多则如德国和加拿大为80年。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市场失灵。当前的污染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失灵的产物。

　　浙江嘉兴秀洲区环保分局局长张建明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1998年，张建明参加了由国家环保总局组织进行的太湖流域大规模治理行动。两年的时间里，太湖流域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流域内大量企业被关闭，废水排放量100吨以上企业全部装上了污水处理设施。“可是治理行动一结束，再跑下去检查，发觉没有一家企业的污水处理设施在正常运作，有的企业请了七八十岁的老人来管治污，纯粹是摆样子。”

　　“市场失灵，就用市场化手段纠正。”张建明说。担任秀洲区环保分局局长多年的张建明是“秀洲模式”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设计者。秀洲区率先在全国实行区内企业排污权有偿使用，所有原有和新增的排污企业先购买“原始”的排污使用权，然后把排污权引入市场，企业之间随行就市进行交易。

　　张建明认为，环境容量是一种资源，在目前总量控制的情况下，更是一种稀缺资源。企业通过占有这个容量，生产了产品，从而实现使用价值，因此，也必须把环境容量的使用价值体现出来。张建明告诉记者，这一制度设计参照了证券市场的一些理念，排污权市场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在制度实施之初，购买排污权的企业犹如在证券市场购买“原始股”。

　　秀洲区从2002年9月起推行这一制度。环保部门根据两条原则向企业分配初始排污权，首先是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批复中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量，其次是2000年太湖流域治理达标时企业拥有的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在确定排污权的初始交易价格时，秀洲区环保局参照建造日处理1万吨级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厂的投资成本，计算出每吨废水的排污权购买价格为300元。譬如企业要获得日均排放1000吨污水的排污权，初始排污权的购买价格为30万元。为了收取排污权使用费，秀洲区环保局专门成立了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由环保局局长担任公司董事长。

　　排污权成为稀缺商品

　　据介绍，目前秀洲区区内的54家污水排放企业都已购买了排污权，交易金额近700万元。张建明告诉记者，秀洲区目前还没有企业直接拿出排污权进行交易的行为，但是，企业在转让过程中，排污权已经作为一项重要资产。有一家企业在转让时，拥有的1600吨污水排放权交易价超过了100万元。

　　记者在秀洲区的企业采访时，企业主们均表示目前不考虑转让排污权。嘉兴市七洲漂染有限公司董事长冯能观告诉记者，七洲漂染当时一次性购买了1200吨排污权，由于是一次性付款，每吨价格经过打折为200元左右。目前，1吨废水排污权的市场价格大约600元，但由于总量控制越来越严格，获得新的排污权越来越难，考虑企业的发展需要，不会把仅有的排污权卖掉。

　　杭州恒生印染公司曾经承接了上海APEC会议领导人唐装面料的印染业务，公司董事长陈松夫得知杭州市将于2007年实行排污权有偿分配的政策后表示，初始的排污指标如同一只潜力无穷的“原始股”，对于企业来说，多争取一份排污指标，就等于多争取到一份利益，自己用不了的指标可以卖给别人，保证只赚不亏。

　　江苏南通市是我国最早实行二氧化硫排污权“买卖”的地区。从2002年开始，南通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入手，构建了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体系。经过两年多的沉寂，南通的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市场终于“开张”。位于江苏南通如皋市的泰尔特染整有限公司经过环保治理，从总量控制中富余了85吨化学需氧量（COD）指标。而位于同一条河流上的南通亚点毛巾染织公司急需扩大再生产，却由于受排污总量控制的限制，致使新增的COD排污指标没有着落，企业的扩产项目迟迟无法投入生产。经南通市环保局撮合，两家企业就“买卖”COD排放权进行了洽谈，最终，“泰尔特”拿出30吨COD指标，以每吨1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亚点”，而“亚点”一次性支付给“泰尔特”为期3年的交易费用。

　　在南通，近来还出现了一笔企业向政府部门购买排污权的交易，其依据的原则与排污权有偿使用办法类似。如皋市2003年筹措了3200万元对市区生活污水进行深化处理，一下子削减了城市50％左右的生活污染负荷。与此同时，该市的西东色织厂因生产规模扩大，急需每年增加30吨的COD排污指标。最后，他们与当地政府进行了交易，政府部门从削减的生活排污总量中，调剂出一部分指标用于工业生产，由市政府每年“卖给”西东色织厂30吨COD排放权，而西东色织厂按照每吨1000元的价格，一次性支付给市政府为期3年的使用费。

　　南通市环保局副局长杨展里认为，排污权交易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几个条件。首先必须坚持排污总量控制为前提，当地的水环境要有一定的容量。卖方通过治污必须明显削减总量控制指标，使排污指标有富余；而买方必须在治理污染源的前提下，自己的排污总量控制指标无法满足生产需要时，才有资格到市场上去“买”。

　　“边界难题”凸现制度困境

　　秀洲区寄希望通过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控制污染总量，从而逐步改善区内水资源环境。然而事与愿违，秀洲区乃至整个嘉兴市的水质近年来还在不断下降。张建明说：“秀洲区可以控制本地的污水排放，但是，流动的河水没有行政界限，如果上游地区继续排放污水，秀洲区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效果等于零。”

　　张建明告诉记者，作为这一制度的设计者和推行者，他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一些企业的老总对我说，与其洁身自好，不如同流合污。”秀洲区的王江泾镇与苏州吴江市盛泽镇交界，两地分属两省，同饮一河水，盛泽处于上游。盛泽镇纺织印染业发达，污水排放量较大，为此，两地之间近年来不断因边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纠纷。最著名的一次纠纷便是发生在2001年的“筑坝事件”。2001年11月22日凌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的村民自发组织，在王江泾与江苏省盛泽镇交界的清溪塘筑坝拦污。

　　事件发生后，江苏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在2001年共同签订了《关于江苏苏州与浙江嘉兴边界水污染和水事矛盾的协调意见》，确定了江苏省出境水体需要达到的水质目标：高锰酸盐指数到2002年底达到五类标准，到2003年底达到四类标准，到2005年底实现《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规定的水质目标，即高锰酸盐指数达到三类，氨氮达到四类，总磷达到五类。

　　可是，嘉兴市环境保护局局长潘启明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按照目前的趋势，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据介绍，王江泾水质自动站是江苏盛泽污水流入浙江嘉兴的主要入境监控断面，斜路港站是其支流的一个监测断面。根据嘉兴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提供的一份采用苏浙两省联合监测数据的分析报告：从2004年至2005年4月，王江泾断面高锰酸盐指数均为五类；2005年1月至4月，氨氮为五类，总磷为劣五类，均未达到水质目标。斜路港断面水质相对好些，但2005年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也未达到水质目标。这份分析报告同时指出：王江泾断面水质从筑坝前的四类下降到目前的劣五类，2002年至2004年，每年水质降低一个类别。

　　潘启明说，嘉兴没有源水，以雨水为主的年经流量为20亿立方米，而每年外来客水为80亿立方米，占了总量的80％。在外来水中，除了江苏来水，杭州、湖州过境来水的水质同样堪忧。“即使嘉兴的工农业生产、生活全部停下来，不排放任何工业、农业及生活污水，也无法稀释外来客水，达不到三类水的标准。”

　　江苏省环保局专家徐海陵认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好办法是建立区域供水机制，即由江苏方面向嘉兴供应净水，而浙江向江苏提供污水通道。但苏州环保局副局长王承武表示，实行区域供水只是理论上的探讨，目前根本没有操作可能。王承武认为，作为上游地区的苏州，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树立起负责任的“上游意识”，充分理解下游的难处。但是要真正杜绝同处经济发达地区的上下游污染问题，还没有一个共同认可并有操作价值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