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

　　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29日“绿版”上，刊登了记者张可佳写的一篇文章《精心梳理北京第一湿地》，报道了五月中旬我们一道前往顺义杨镇“汉石桥水库”湿地考察的情景和心情。其实，一个月来我心里一直记挂着这片目前北京仅存的自然湿地，也就是尚未被大规模人工改造过的野生芦苇荡。
　　久居闹市，突然在一个早晨能在野塘岸边，咫尺之内，听到蒲苇中叽叽喳喳的鸟叫，真是好生快乐！鱼塘主是个知情达理的中年汉子，但他可能会背地里感慨：这些城里人真可怜 ，听几声鸟叫就那么兴奋！
　　遗憾的是，从与镇领导的交谈中可以感到，有人从本地甚至个人的利益出发，是恨不能早日把这片芦苇荡“开发”出来，高尔夫球场也好，游乐园、渡假村、钓鱼池也好，只要能赚来城里人的钱，怎么都行。虽然有我们苦口婆心的说服劝阻，但看到那不阴不阳的反应，我对这片湿地的前景却并不乐观。到那时，芦苇荡那可贵的“野”味将会消失，而谁又会稀罕北京是不是再多一处游客本已寥寥的高尔夫球场，或千篇一律儿童积木式游乐园呢？ 可佳的报道把这里叫做“北京第一湿地”，我却不甚赞成，而宁愿称之为北京“最后的湿地”！须知，历史上北京曾经到处都是湿地。甚至要说今日北京城近郊区原本就是一片大沼泽，也不算过分。汉石桥水库这片芦苇荡，也许只是硕果仅存而已。
　　笔者不是水利专家，对北京历史地理，特别是水利史知之甚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来考证水源、水道、水体的变迁或名称更迭，而仅是试图从隔行视角，粗略地勾画出北京水环境（未包括洪水）的历史，以便和现状相比较。让关心这个问题的当代北京人知道，在这段水的历史中，我们有哪些得与失。

一

　　从战国时的幽、蓟，到辽的南京，金的中都，元代的大都，直到明清的帝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这里北有潮白河、西有永定河、南有大清河，三个水系周边环绕。大体说来，在一定的社会、人口条件下，是个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北京周边曾有过大片的湿地，其面积、水量和形态都远远超过今天。
　　历史上北京城址一再迁移，但都以今北京的某处水体为其中心。如金中都之于西湖（今莲花池），元大都之于北海，明清之于北海和中、南海。
　　然而，北京缺的却是一条水量充沛，能够常年通航的大河。清末以前，为满足粮食供应，必需依靠漕运。这也就是以元代郭守敬为代表的历代朝臣谋士，煞费苦心，设计了种种方案，在北京周边无数次开挖修筑沟渠、涵闸、运河，耗尽了不知多少苦役者的膏血性命，却始终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直到上世纪初北京有了铁路，这才不再是个问题。留下的，只是一些当年与航运和仓储有关的地名，如东城的南河沿、北河沿，崇文门内外的船板胡同、缆杆市，以及沿东城小街一线的禄米仓、海运仓、南门仓、北门仓等。还有史书上关于运粮的记载：“一夫日运四百余石，肩背成疮，憔悴如鬼”，“驴畜死者不可胜计”，以至“昼夜奔驰，犹不能给”民不堪命，只能“累岁逃亡”，连明御史王思诚也感叹其“甚可哀也”，等等。

　　那么古代北京周边水环境究竟如何？
　　据《水经注》，北京城西北曾有大片水面。其源一为古永定河（称湿水或芦沟）之一支，从石景山北麓注入京西北山前平原。北京地形西北高，东南低，今颐和园昆明湖东堤海拔约50米，东郊海拔约30米，通州一带则低于20米，比降约千分之一。因此，源于京西北诸水自然流注东南。
　　三国时刘靖镇蓟州，曾引湿水灌蓟北、东、东南，《水经·鲍丘水注》：“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册府元龟》：唐永徽年间（7世纪中叶）“幽州都督引芦沟水（永定河）广开稻田数千顷，百姓赖以丰给”。 【转引自 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北京出版社1987 （以下简称“蔡著”）页13，16，19】元代以后后永定河故道堙塞，改出石景山南麓，不再注入京西北部。
京西北另一水源是西部山区（燕山余脉）地下水自然涌出形成的诸泉。泉名见于记载者的不下十余。最著者有今昌平县附近的白浮泉和颐和园西北的玉泉。【玉泉山由此得名。清代以前为皇家园林，民国后辟为公园，49年以前笔者尝游，后不再对外开放】
　　历史上诸泉出水量曾经很大，多数在1 m3/秒以上。如玉泉，据1928年实测，冬季出水量为1.41 m3/秒, 到1951年降为1.0 m3/秒，古代出水可能更旺。【蔡著 页87】 笔者50年代初亲见玉泉山前碧水滔滔，注颐和园西湖，再经玉带桥入昆明湖。据称夏季出水可高达3 m3/秒 。当年在湖中游泳，至玉带桥下便觉水温骤降。今玉泉干涸，昆明湖已改由京密引水补给。
　　历史上京西泉水汇集，形成所谓巴沟，涵养了海淀湿地。“海淀”之名，明末刘侗等著《帝京景物略》已有记载。据《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以下简称《考》）卷七十九 页1316】 “淀，泊属，浅泉也。今京师有南（海）淀 、北（海）淀，近畿则有方淀 、三角淀、大淀、小淀……凡九十九淀”。〈共记具体淀名45处，本文从略〉。北京及其近郊以“淀 ”为名的水面曾经如此众多，亦可见当年湿地范围之广。
　　海淀下游为高梁河，至今白石桥一带。元代经人工疏引，分两股：一南下，入今市区，形成所谓“三海大河”，南出左安门，入永定河；另一向东，沿今北护城河，经德胜门注入坝河，至今通州区入温榆河（古名潞水）。当时引水一是为了漕运，二是为兴建皇室宫殿，从京西山区运石、木建材。
　　自永定河改道后，高梁河只是京西一条“断头”小河【蔡著语】，但却曾有过超出其自然规模的赫赫名声。金元以来历代王公贵戚、骚人墨客，常沿河游京郊，留下不少咏景舒怀的诗文，如元马祖常《西山》诗：“凤城西去玉泉山，杨柳长堤马上游”，《元史》纪文宗皇帝出游“泛舟于西山高梁河，调卫士三百挽舟”之类【蔡著 页77】；另则是北宋太宗赵炅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御驾征辽，先胜后败，在辽“南京”高梁河畔，遭辽将耶律休哥痛击，太宗本人仅以身免，逃到涿州才“窃乘驴车遁去”。【《考》卷三 页49】北宋从此国势日衰，终至亡灭于金。而“高梁河之役”也因此名载史册。今天人们来到西直门外白石桥，谁又能想像千多年前，这里曾经铁马金戈，有过如此一场殊死厮杀呢？

二

　　如果历史上北京西北郊的湿地可统称之为海淀的话，其中最大水面则是元代所称的西湖，俗名瓮山泊，即今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从地理上讲，它是海淀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据金代碑记：“燕城西北三十里有玉泉，自山而出，泓澄百顷。及其放乎长川，浑浩流转，莫知其涯”；元末记载：“西湖景在…玉泉山东，其湖广袤约一顷余。旧有桥梁、水阁、湖船、市肆，蒲茭莲芡，拟江浙西湖之盛，故名”【蔡著 页76】。乾隆时改称西湖为昆明湖，建清漪园；光绪末年慈禧太后又扩建并改称颐和园。
　　成书于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海淀”条称：“水所聚曰淀。高梁桥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为十余奠潴。北曰北海淀，南曰南海淀。或曰巴沟水也，…自青龙桥，东南入于淀。淀南五里，丹陵沜，沜南，陂者六，连白石桥，与高梁水并。沜而西，广可舟矣。武清侯李皇亲园之，方十里…”【《帝京景物略》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版 卷之五 页217】。 《日下旧闻考》载康熙御制《畅春园记》：“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万泉庄平地涌泉，…汇于丹陵沜，沜之大，以百顷” 【《考》 卷七十六 页1268】。 所谓丹陵沜及其南面的“陂”（即水塘），应在今六郎庄、蓝靛厂一带，即原京西稻产地。京西稻由昆明湖南溢出水灌溉，因水温低，生长期长，含醣量高，旧时历来为宫廷专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尚有，今已不产。
　　过蓝靛厂往南，是紫竹院和西直门外北京动物园，皆有大片水面。【据《考》：北京动物园应即清初的“善乐园”， 清末称“三贝子花园”。卷七十七，页1286】。

　　颐和园迤东，原“北海淀”一带，即今圆明园遗址，其中有福海等多个湖泊。圆明园被毁后，水面荒芜多年，一度重新“野化”，成为候鸟途中觅食栖息的苇塘；再往东南，则是今清华大学所在的清华园和北京大学（旧燕京大学校址）所包括的朗润、镜春、蔚秀、勺、承泽诸园。北京大学未名湖及其中石舫，便是当年遗物。其中勺园一带即明代“武清侯李皇亲（李伟）”和水曹郎米仲诏（米万钟）的园林旧址，据史籍记载，其中水面都极广阔，甚至可“船行数十里”。天然沼泽被圈为私家园林，也算是当年的一种“旅游开发”吧！至今这一带除零星小池外，几乎已片水不见。

三

　　源于京西北的湿地，经白石桥过善乐园（今动物园）后，仍在向南延伸。近西直门关厢，则北有太平湖，即老舍先生文革中投水自尽处（今已被填），南有今已名存实亡的积水潭。积水潭金代称白莲潭，元代称西海或海子，是原北京城西北角一处沼泽。水面曾经很大。古人曾形容为“骛雁之地，水草丰茂”，其中一部分可能即今城内西海的前身。再往南，便是后海和前海。所谓什刹海，即此三海之统称，因旧时周边有十座寺庙面得名。什刹海紧邻北海、中海和南海，水皆相通。
　　今二环路以西，由北高南依次有玉渊潭、莲花池、陶然亭等水面，和现已干涸的宣武区青年湖。钓鱼台和玉渊潭原本为一体，台在潭中。据《帝京景物略》，为金代王郁所建，元代称丁家潭，明代被李伟据为别墅。莲花池曾是金代“西湖”，据《水经注》：其水面应比今大数倍。【蔡著 页174】原宣武区青年湖则应是金中都皇宫内鱼藻池遗址。【据新华社记者王军。蔡著则认为可能是金皇城同乐园内西华潭遗址。】
　　今北郊至东郊，水面依次有、柳荫公园、、团结湖（旧称水碓湖，现仅余地名水碓子）、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和龙潭湖等（各处旧名未及考证。城北青年湖及人定湖系50年代人工开掘，不入此列）。

　　北京南郊，到大兴县界，今麋鹿苑所在地，原来也有大片湿地（团河在内），旧名南海子。元代名飞放泊，属永定河流域。据《日下旧闻考》：“有泉百余”【《考》卷七十四 页1235】。曾是麋鹿养殖场，从辽代开始便被圈为皇家猎苑。有记载：元、明时曾“周垣百六十里”。今南郊“大红门”、“小红门”、“旧宫”等地名，都是当年皇猎苑入口或建筑的遗迹。

　　综上所述，足以说明北京自古以来，东西南北中，都有大片湿地沼泽。以致时至今日，城内外都还留有如此多的水面。这就是本文开始所谓“北京城近郊区原本就是一片大沼泽”的根据。
　　由于历代不断的垦殖，引水漕运和修建园林，“沧海”逐渐变为“桑田”。城内和京郊各水渐次萎缩乃至干涸。少数幸存下来的，无论其补水水源、水体形态、特别是其生态功能，已今非昔比。

四

　　现在大家都在为北京缺水而焦急。据官方数字，北京在正常来水年份，人均淡水占有量不足300立方，低于以色列的306立方。
　　北京是怎样从一个历史上的丰水城市变成了一个缺水城市的呢？
　　原因很清楚：北京境内毕竟没有大江大河。年均降水仅六百多毫米，而蒸发量却近五百。过去北京用水主要靠西北面几条不大且径流极不稳定的河流和地下水。尽管涵养了一连串湿地，其可供水量却有其天然限度。一旦人口增加，工农业用水过度，缺水问题便立刻凸显出来。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北京内城因人口密集，水质性缺水已见端倪。旧时城内居民用水来源只能是浅井。北京 “胡同”之名兴于元代，即蒙古语的“井”，北京胡同之多，也表明水井之多。由于缺乏有效的排水系统，以粪便为主的居民生活污水长期潴积，污染了浅层地下水。所谓“腐秽渗漉之余…水率咸苦”，多数井水受污染水质变坏。“井而得美泉者，百一、二数”。【蔡著 页186】以致掘到一口好井便会远近闻名，如今之王府井及其西侧的大、小甜水井。
　　皇宫当然不能用苦水。元代靠引京西水入大内。为防止污染，引水水道严禁百姓利用：“敢有浴者、浣衣者、弃土瓴商瓦者、驱马牛往饮者，皆执而笞之”【蔡著 页225】不知从何时起，宫里改用玉泉山水，由手推木制水车直接送到宫里。据说在北京有自来水厂之前，每天四更时分西直门城门开启，第一拨进城的，就是给宫里送水的车队。【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

　　历史上北京人口基本上是一直增长的。
　　金代北京（包括近郊区）人口近100万，元末约110万，清末仅市区为284万，解放前夕市区约200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包括郊区县，人口约414万。1953年增长为600万，60年再增为700万，73年为800万，81年900万，88年超过了1000万。【据《北京通史》 中国书店出版 1994 第十卷 页445－446】目前全市人口已超过1400万，其中77.5％为城镇人口（2001年）。
　　根据北京人口与环境容量（其中包括水资源）的关系以及其他原因，解放初期，建筑及城市规划专家曾提出：市区人口不可过分密集，北京地区更不宜发展耗水和污染型重、化工业。然而，在“把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口号下，这种建议却遭到了否定和批判。领导人期望的是：“从天安门城楼望下去，要处处都是烟囱”！
　　此后，北京人口和工农业生产便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同时人均用水量也急剧增加：49年前后，北京市人均日用水量仅7升；58年增至75升；81年为235升；95年为285升。50年中增长了40倍，若再乘以人口增加数，其总量增长之巨，可想而知。
　　同期，工业用水从0.3亿m3/年，增长为10亿m3/年。农业灌溉面积从21万亩增加到84年的514万亩，86年农业用水近32亿m3/年。到95年由于减少了水稻种植面积，农业用水减少了1/3左右。【《水惠京华》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 页14－15】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90年代，北京市环境用水平均只有0.4亿m3/年，仅占总用水量的1%。而上文所提到的北京各处湿地，其天然功能本来都属环境用水。
　　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市只能靠越来越多的水库和地下水。过度提取必然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以76年59年相比，北京西郊一带水位下降了14－21米，东郊工业区下降了25－30米。【同上书 页203】目前市区形成的地下水漏斗区已超过2300平方公里；而周边河道也已统统闸住，成了水库。其中有的也因上游来水污染导致水质恶化，以致不得不退出北京生活用水供水系统，如著名的官厅水库。京郊各水库的修建，固然在防洪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修水库都会使下游地区失去天然水源并阻隔地下水的补给，从而导致干旱化。
　　我们这次所去的汉石桥水库，原来是潮白河下游的一片天然溢洪区。自密云水库水建成后，便失去了补水来源，只能靠雨水和少量渗水来维持。除非靠抽地下水饮鸩止渴，其逐渐萎缩的前景似已难以逃脱。

　　北京地区在逐渐干旱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固然有气候的原因，但更多地，还是人类过度开发的结果。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有人还把我们欠下的这笔“水债”当成功绩来歌颂：“战天斗地数十年，喜看京郊换新颜。水库八十如棋布，机井四万如繁星。…旱涝洪碱千载事，降龙伏虎在今天。”【同上书·序】这种文字，出在大跃进年代尚可理解，发表在建国五十周年的纪念册里，就不免让人有“曾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了。

五

　　在几千年的北京文明史上，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或以亿计。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谋取更多的资源。分别来看，谁也无可厚非。但总体上看，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大自然毕竟不是一头不用吃草，却永远可以让人挤奶的牛！
　　北京的大地，可以用她的乳汁抚育从山顶洞人到2008年奥运会的文明，但长久地过度奉献，毕竟会使她衰老，枯竭。
　　以水而言，我们也许有能力调用千里之外的长江水来滋润干渴的北京。但在大自然和历史面前，我们真的那么心安理得吗？在当今这个不太平的世界上，靠高科技维持一个上千万人口大都市居民的基本需求，天天像打吊针那样过日子，有安全感吗？

　　人们能不能像要求自然那样地来要求自己：崇尚朴素节俭，要求得更少，却创造得更多？ 今天已经可以隐约可见自然的底线，而作为“人”，我们的潜力又发挥了多少？
　　五十年代，秘鲁诗人聂鲁达曾写过一首长诗《让那伐木者醒来》，诗的内容早已忘掉，却记住了这名字。今天，面对大自然，我们也许都早该醒来！
　　从这个角度看，保住汉石桥这片沼泽，将有它重要的象征意义。

2002年6月
“世界环境日”后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