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虚妄

余杰

　　我是怀着一种深深的失望之感离开学院的。

　　在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经济学成了一门“显学”。许多经济学教授，躲在书斋中炮制一些看上去高深莫测的学术论文，并认为它们能够打动政府和拯救民众。其实，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无所知。他们“食有鱼、出有车”，从来没有乘过地铁、从来没有挤过公共汽车，也从来没有到肮脏的菜市场买过菜。普通老百姓需要什么、关心什么、痛恨什么，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有一位名声显赫、频频在电视上露脸、在会议上发言的年轻经济学家，原本出身于西北某偏僻山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羊娃”。然而，漂洋过海、喝过洋墨水之后再回国来，俨然就成了一尊背后闪烁着金色光环的佛像。早年的苦难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现在他的学术“只对上、不对下”。他精心编织论文为腐败辩护、为“权力寻租”辩护。那些被凌辱和被漠视的灵魂，这位经济学家是不会去关注的。

　　那些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那些被学生们奉为圣旨和经典的论文，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呢？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术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长，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于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轻于鸿毛，有等于无。大的凤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中沙。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了，但就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如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张五常的许多学术观点我不同意，但他的这段话却“于我心有戚戚焉”。最后一句话肯定会得罪很多同行，说这样的话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气。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小孩说真话是出于天性，而对于一个“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成年人来说，要说真话却必须克服诸多利益的权衡和考量。

　　同样道理的话，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教授也在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上说过。穷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张梦阳整理、搜集、编写了上千万字的、多卷本的鲁迅研究资料汇编。然而，当这项浩大的工程完成之后，他不仅没有得意洋洋，反而在大会上心情沉痛地说：“这些论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垃圾。”一语惊四座，在座的许多学者都是圈子中人，他们的脸面都相当地挂不住。

　　当学术被利益和权力所左右的时候，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就彻底丧失了。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谈到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他曾经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这一伦理上的原则，而不得不辞掉了大学里优厚的职位。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汤因比以拜占庭研究和近代希腊研究的成果而获得教授的职位。为了研究近代希腊人的生活，他前去近距离观察1919年至1922年的希土战争。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事实，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场战争希腊方面是非正义的，土耳其方面是正义的。然而，当时包括他的祖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支持希腊，欧洲人对中世纪土耳其人的“黄祸”依然心有余悸。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国人辱骂成“奸细”，并被取消教书职位和研究基金。

　　汤因比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他指出：“在战争中，除了事物的真伪之外，正义与邪恶也是个问题，当然我还有教授的身份，又亲眼证实了实情，如实发表事实自不待言，我还感到有道义上的义务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正义与邪恶的看法。”于是，汤因比发表文章说出了真相，表达了与英国官方截然不同的看法。为此，他辞去了教授的职位。

　　这是一种可贵的“不一致”。今天中国数量多如牛毛的“教授”们，有几个敢于像汤因比这样做呢？

　　学术研究要告别虚妄、告别重复、告别空疏、告别“为稻粱谋”，就得从“半空中”回到“地下”踏实的实践中、从“纸上”回到民间鲜活的生活中。